国民捐赠意识低落‧宣导工程迫切‧脑死病患器官最理想

国民捐赠意识低落‧宣导工程迫切‧脑死病患器官最理想(吉隆坡讯)近年来翻开报章,偶尔会看到脑死者家属同意让死者捐出器官的大爱新闻,这些善举皆获得媒体的大力褒扬。无可否认,脑死是获取供体的最佳途径,而且适合更多艰难的移植项目如心肺,但是国内仅有1至2%的人逝世于脑死,加上器官捐赠意识低落,这叫极力推动器官捐赠工程,隶属卫生部的国家器官移植资源中心(NTRC)忧虑。脑死器官移植概念源自1967年,当时,南非医生巴纳德(Christian Barnard)为一位心肌病患施行了第一例原位心脏移植手术,世界为之轰动。在此之前,不少人曾经做过“移心”尝试,但是却以失败告终。如今虽然器官移植技术已日趋成熟,但是由于供体紧缺,没有太多人愿意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因此很多病患在等不及的情况下逝世,令人惋惜。NTRC国家器官移植摘除管理小组(NTPMU)首席经理拿汀丽拉(Lela)医生解释,传统上死亡是根据心死或肺死而作判定,过去在医疗设备尚未发达前,脑死者和心死者只差几分钟,因此没有所谓的脑死器官捐赠者。她说,随着呼吸器的研发,脑死者可以借助呼吸器而短暂维系生命,不过即使一个人的心脏如何强壮,在他被宣布脑死后,最长也只能活1週。脑死后最长只能活1週“心肺死亡和脑死的差别是,当一个人的心肺功能已停止时,器官就无法再获得心脏供血,很快就会缺氧坏死,尤以脑部首当其冲,而脑死者因能靠呼吸器维系,心肺尚有功能,器官仍有血液及氧气灌注,因此器官移植成功率会比心肺死亡者来得佳。”她指出,为了确保手术成功率,国内心肺死者仅能捐出人体组织,如角膜、心瓣、骨骼及皮肤,因人体组织能耐受较长的失血时间,若要摘取器官,在非活体捐赠中还是以脑死者的器官最理想。“脑死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繫上呼吸器,因此病患都来自加护病房(ICU),基本上脑死病患佔了ICU死亡人数的10%,其中交通意外脑死者,是潜在的器官捐赠者。”她感慨,大马每年因交通意外去世的公路使用者有六七千人,如果当中有10%的死者家属愿意将死者器官捐出来,那幺就不会有这幺多的器官衰竭者还在苦等器官移植,因此器官捐赠宣导工程极之迫切。“在西方国家,由于车祸率的日渐下降,器官来源越来越不足,许多国家重新寻求心肺停止后或活体器官捐赠,这和我国情况大不同。”捐赠器官分秘必争丽拉医生解释,当一名病患在加护病属被宣判脑死后,医生及TOP组员会先观察家属的反应,而不会贸然要求器官捐赠。“若家属接受脑死噩耗,TOP队伍会询问家属,病患生前曾否签下器官捐赠同意卡,如果没有,病患的心愿是甚幺?譬如说救人,发挥大爱精神,继而提出器官捐赠的建议。”她说,脑死须要经过两次测试,并由不同的医生评估才能确诊,两者之间间隔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内,TOP队伍会联络他们-NTPMU,告知有潜在器官捐赠者,这时他们就得启动协调机制。“院方会徵取家属同意,展开相关捐赠测试,并确认合适捐赠的器官。”她提出,如果潜在心脏捐赠者身处沙巴中央医院,那幺他们就得向航空公司或大马皇家空军求助,以在家属点头后,把IJN心脏摘除队伍送到沙巴。“6个小时后,第二位医生确诊病患脑死,若家属不同意器官捐赠,那之前的準备工作就得喊卡。若同意,医生会拔掉呼吸器,摘除队伍从移植医院出发。”她补充,当摘除队伍抵达医院后,马上就得动刀取出心脏,然后再把心脏送回IJN。经摘除后的心脏缺血耐受时间仅4小时,若无法在这段时间送回并进行移植手术,那幺一切的努力都会白费,因此分秘必争是他们的座右铭。结合各家设中央资料库存在NTRC尚未成立前,国内有几家非政府组织在做着器官捐赠宣导工程,但是大家都是各做各的,还推出自家的器官捐赠同意卡,看似百花齐放,其实眼花撩乱。丽拉医生指出,创立于1997年的NTRC,首要任务就要系统化器官捐赠登记资料,把各家的登记系统结合在一起,并以NTRC作为中央器官捐赠资料库存。她披露,1999年后期NTRC以西班牙的器官捐赠模式为範本,在16-19间政府医院设立了组织及器官摘除(Tissue and Organ Procurement,TOP)队伍。当时的组员大多数都由重症科或ICU医生兼任,以扛起照顾及辨识非活体器官捐赠者的责任。此组的成立是要错开器官捐赠者及受赠者的协调队伍,因为这样会比较符合医疗及道德程序。“在这之前,如果非移植医院出现潜在器官捐赠者,他们会直接联络相关的器官移植医院,如医院有人脑死欲捐出心脏,院方就会直接联络国家心脏中心(IJN);若是肝脏,就联络雪州士拉央医院;肾脏则是吉隆坡中央医院及士拉央医院。”她说,TOP队伍的成立,就是取代医院的器官捐赠协调工作,但这只是针对器官捐赠者而非受赠者。“西班牙是器官捐赠率最高的国家,除了‘强制器官捐赠’政策奏效,另一个原因就是该国有一个独立的器官捐赠专业小组,组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并属全日制,因此他们更能全心全意推动器官捐赠工程。”若家属反对自愿者也不能捐安邦医院麻醉科主任及高级顾问丽拉医生表示,由于大马没有推行强制器官捐赠政策,欲捐出器官者,必须在生前签署同意卡,即使签了,死后若遭到家属反对,也一样不能完成器官捐赠心愿,这是国内器官捐赠低落的因素之一。“第二个因素是,虽然大马设立了TOP队伍,但是组员都是兼职性质,还有其他事要忙,结果大家都忙得心力交瘁,唯一欣慰的是器官捐赠者增加了,2000年的器官捐赠者共有16位,比前一年的6位上升了约3倍。”2001年,NTRC接管了国家器官移植摘除管理小组(NTPMU),组员为全日制性质,因此更能全心投入工作,她说,接管初期,由于只有她和3位护士,因此非常忙碌,“这个小组与TOP队伍共同合作,以评估及照顾器官捐赠者,并和他们的家属展开对话及辅导。”她提及,NTPMU也与移植队伍联係,安排合适的交通如透过马航、大马皇家空军(TUDM)、大马皇家海军(TLDM)、警方等,在最短时间内把摘除队伍送到医院动刀,再把摘除后的器官送往移植医院。”成功捐器官者华裔居冠根据NTRC提供的资料,截至去年11月30日,大马共有18万477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从1976年至今成功捐出器官者共有353人,以华裔居冠,平均为59.7%,2011年更飙升至73.2%,打破了华人死无全尸的禁忌。另外,自1975年大马开始了第一宗器官(肾脏)移植手术后,迄今已累积了1607宗移植个案,当中以肾脏移植最普遍,共有1473宗。丽拉医生感慨,大马有的是移植技术和人才,但是却欠缺供体,以致器官候诊名单愈来愈长。/良医‧报导:唐秀丽‧201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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